"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召开 聚焦改革开放40年讲好中国企业管理故事

　　6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与邓荣霖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主办“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企业筚路蓝缕，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深刻变革，在国际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引发全球瞩目。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作为中国领先的商学院，立志成为“最懂中国管理的世界一流商学院”。6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与邓荣霖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主办了“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获悉，此次论坛主题为“中国企业管理40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负责人表示，此次论坛旨在推动中国管理模式的形成和传播，向世界“讲好中国企业故事”。此次论坛汇聚了世界顶级管理学者和卓越企业领袖，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发展历程，深入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如何助力新时代中国企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论坛主旨发言中表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财富世界五百强当中，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增加，2017年达到了115家，在总量上与美国的132家越来越接近。在经济腾飞的奇迹背后，中国企业经历了凤凰涅磐式的变化和进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世人瞩目。

　　刘伟称，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强调要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坐标中去竞争，去发展，努力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贡献中国的标准和人大的方案。“为此，我们要求学院建设和学科发展要强化全球问题的意识和关怀，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优势学科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方面走在前面，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与世界主流学术圈开展平等交流和充分的对话，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的方案”，刘伟的发言得到与会者强烈共鸣。

　　云南邓荣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李琦在主旨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非常有必要去系统的梳理4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的历程，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创新模式，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未来发展。然而任何模式都是源于本土的，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是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指导思想。

　　原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邓荣霖表示，市场经济体制包含三个成分：消费者，企业，政府。在他看来，消费者是第一位的，企业管理是面向消费者的。“消费者构成了市场的核心，找到客户就找到市场，市场不是抽象的，市场不是谁想出来的，是客户需求的”。

　　邓荣霖强调，市场经济是有政府的经济，而不是无政府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邓荣霖补充道，“关键是要看政府做什么事，政府要做企业做不到的事情，而不能代替企业去做事”。

　　“从企业管理来说，找到消费者就找到了市场，政府要围绕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制定法律，规范供求关系、市场关系，现在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绝不能还原到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管理”。

　　邓荣霖强调，企业管理制度与人本管理要结合起来。“企业管理制度是遏制人的恶的一面，企业文化是引导人的善的一面，这两个要结合起来，企业制度是硬的，企业文化是软化的，软硬结合，双管齐下才能搞好”。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徐淑英则纵论有责任的学术思想对管理模式的影响。她同时指出了管理学研究的一些乱象：第一，学者的薪酬、职称都是取决于学术发表，他们到底有没有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者造福企业的知识，这不是最重要的。第二，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到底学院对研究方面是否作出重大影响，也是其次的。第三，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而非可重复的发现和有意义的问题，研究有意义的问题的越来越少。

　　徐淑英表示，三年前，全球28位关心管理学科发展的学者对此问题提出探讨解决方法，提出从象牙塔研究转向负责任的研究：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生产可信且可靠知识的科学工作，这些知识能直接或间接用于解决商业组织和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学生、商业或组织可以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她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群慧所长则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基本逻辑角度谈了他的学术观点。黄群慧表示，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是探索奠基阶段，当时的企业管理学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导向型管理。1979年到1992年是恢复转型阶段，当时正在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度，开始有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首先是向前苏联学，后来慢慢又开始向西方学习。1993年到2017年是第三个阶段，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阶段，企业管理在不停的探索创新。而2017年以后，管理学进入了新时代，这个阶段应该有更全面的创新。

　　事实上，十九大报告在谈到国有企业时表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什么是世界一流企业呢？”，黄群慧分析称，“要在重要的关键经济领域或者行业中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界一致性认可的企业”。

　　“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家企业能确信在世界市场竞争浪潮中获得持续领先的竞争力，但是我们越来越接近了，至少从规模上，现在已经有这么一个发展方向了”，他表示。

　　在黄群慧看来，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比民营规模更接近于世界一流企业，但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则非常困难，“除非走一条路，就是十九大报告里提到的，要深化改革，搞混合所有制”。

　　金蝶集团创始人、中国管理模式50人+论坛联合发起人徐少春反思称，过去我们一直向西方企业学习，那么中国企业、中国管理是不是应该拥有自己的哲学？为此，徐少春发起了“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评选优秀的中国企业管理案例。“探索研究中国管理模式，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也不仅仅是学者的责任、教授的责任，其实是全体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和担当”。

　　徐少春提出，中国管理模式的三角模型，首先，要有成功企业管理实践，第二，要有现代管理思想，第三要有中国管理哲学的应用。“大家要有统一的哲学基础，或者每个人都要有共同的信念，如果每个人有共同的信念，你这个组织就所向无敌了”。他认为，中国公司管理模式的本质是“致良知”。在企业发展转型时期，企业家要有一颗爱心，保持良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则从中国领先企业成长模式方面的探究发表了观点。陈春花研究了1992年到2002年十年当中，宝钢、海尔、联想、TCL和华为的发展。在她看来，这些企业在十年当中能够保持领先的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原因是企业内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陈春花认为，这些企业领导者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英雄领袖特质：对行业有奉献、引领精神，不会只考虑企业自身。而对企业内部来讲，领导者不是仅仅发展自己，而是要发展其他人。

　　第二个原因是领先企业找到了自己的管理模式。“他们解决了很多理论引进当中的难题，比如西方管理理论当中非常强调以人为本，但是他们很明确的发现中国人的职业化程度不够，所以就转化为叫以执行为本。不断在强调人力资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发现早期我们必须是讨论职能分工的，但是我们一旦讨论职能分工的时候，部门不合作，领先企业想办法转向流程导向”。

　　第三个原因是企业基于实践找到成长之路。“这些企业都是做渠道驱动，而不是品牌驱动的”。

　　第四个原因是企业在战略上会形成利益共同体。“他们非常在意跟政府的合作，非常在意跟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他们会很好的构建利益共同体，包括跟员工，包括跟上下游的供应商”。“这四个最重要的要素，使得他们成为领先的企业”，陈春花说。

　　陈春花指出，光有这四个要素还不够，这些企业还形成了四个方面的能力：企业文化的能力，快速反应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以及愿景使命的能力。

　　IBM大中华区前董事长、首席执行总裁钱大群表示，中国管理模式已经在很多地方产生了影响力。他以海尔举例称，从海尔并购GE家电当中，可以明显看到不同理论和文化的企业管理整合的冲击。GE有着世界著名的管理体系，他们认为自己很懂管理，自己的流程也很有道理，“但并购后，海尔说，我进来以后，所有的经营都用当地员工，包括管理阶层到CEO，唯一一个海尔坚持的就是在管理理念上，要用人单合一”。

　　所谓“人单合一”，钱大群解释称，其最主要的精神是，外界变化太快了，所以企业再用原来传统的管理流程、理念已经来不及应对变化的速度，企业领导者要对员工有更大的信任，授权给基层员工，激发他们的潜能和活力，用很小的、敏捷的方式发展。

　　钱大群称，开始整合的第一年，美国公司的领导有些人嘴巴上讲好好好，但心里认为原来的管理体系不见得比海尔差。但两年以后，情况完全改变了，一方面是因为GE母公司碰到一些问题，使得他们反思以前的管理理论可能不见得100%适用。第二个，他慢慢发现授权的优点，“你可以做决定，有几个原则抓清楚了，大家要激发自己的潜能，原来说要做个东西，可能一年半以后才能做出来。但海尔的模式认为，如果要做就快快去做，用最快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去满足消费者”。“我看到中国思维的管理机制摆到GE家电以后，诞生出来了新的活力“，他表示。

　　在谈到数字化转型时，钱大群表示，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走得不慢甚至是很快的，透过数字化的技术，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企业都在思考怎么样去颠覆与客户的关系，颠覆新的产品服务的创新。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对于运用新科技的投入力度和决心的平均水平，比所有调研的企业都来得大。

　　他还引用张瑞敏的话来告诫企业家，西方曾经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模式，在今天不见得是资产，还有可能还是包袱。但中国企业不见得有这些包袱，中国企业应该抓住机会实现时代的引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出席并演讲。张卓元回忆称，1993年在起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时，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四条特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但其实，这四条特征在起草文件时是最难攻克的问题之一。“以至于到最后，我们把国家经委的几位领导请到玉泉山，包括陈清泰同志，反复研究”。“现在看来非常正确，尤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把管理科学算到一个基本特征是非常正确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在讲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提出了“三个转变”，有一个转变是“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消耗的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这再一次强调了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今天的管理学论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国家现代化建设，对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管理学科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张卓元表示。

　　在下午的主题论坛中，围绕“改革开放与中国企业管理40年；华为如何构建世界级管理体系；新技术驱动下的企业战略转型与产业生态重构”等三个主要议题，与会嘉宾各抒己，见，探讨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的实践积累、经验积累和理论积累，为未来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专家们表示，走进新时代，深化革开放为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最为丰厚的土壤和最为开阔的舞台，期待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有更优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