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效应：在超文艺学中呈现

物极必反，始有两端。政治本位维系的十七年，文艺学效应主要在政治批评论证中，于是，现实决定论，政治标准第一等成为文艺学效应的突出表征。这几年，一反从前，文艺学向内转，许多学科转入文艺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符号学、艺术阐释学等应运而生。细究其实，恰恰相反，它们应当被称作社会学的艺术学、心理学的艺术学，文化学的艺术论、符号学的艺术学、阐释学的艺术学等等。这是他学科向文学接近的转换方式。倘若真能出现文艺学的社会学，那么，文艺学便开始向外扩充了。

这种向内转的文艺学导致了不少文艺学家的矛盾心态：既有拓展、建构文艺学的宏图大略，又有因从事此行而遭人讥笑，以为于世无补的惋惜哀叹；既有为文艺学而文艺学的专家志向，又有因文艺学不能走向其他学科和公众的忧虑苦恼；既想在文艺学中一试身手，又企图赢得超文艺的广泛承认。是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人事岂能无矛盾。连经济时代的经济学家，中间技术发展团体主席E·F·舒马赫都在为“经济学有没有用”而伤透脑筋，何况这非文艺时代的文艺学家呢？

解决这种矛盾有两种方法：首先是用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有益知识建造特色独具的文艺学体系；其次，在此基础上产生广泛的文艺学效应，产生超越文艺学范围乃至文艺圈的效应．形象地说，文艺学建构需要向内转，文艺学效应必须向外转。文艺学总是向内转，会导致“出口转内销”的僵滞；如果不朝外转，不是“内耗”，就是影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既然经济学界的一时之选舒马赫都说：“如果经济学家希望成为真正有用的人，他们现在就必须专心致志地对超经济学进行系统的研究”(E·F·舒马赫：《经济学有没有用?超经济学的探索》，见琼·罗宾逊编：《凯恩斯以后》第4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文艺学家为何不可以发挥心智、“如法炮制”呢？文艺学家要学者化，文艺学效应却常常是非常者化的。

文艺学效应与文艺和文艺学深有关系。文艺是一个共同体，内里有各种各样艺术化了的政治，经济、商业、军事、历史，工农业生产、学术文化等、研究文艺的学问自然也应该是一个多面体、与非文艺学和超文艺学的各个方面有着广泛联系。莫言新作《天堂蒜薹之歌》的题辞是：“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文艺不可能离开政治、社会、文化及各方面走进“象牙之塔”，文艺学也不可能闭门造车，一昧从事形而上思辩。而且，在现代化进程中，去看那非现代化建设时代所编写的文艺学著作、教材和论文，有时只能把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看待。新时代的文艺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时代社会各界发生了更大变化。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民主与科学的建设时代，文艺学的“立足”问题便非常突出了。如果文艺学家不放眼世界与中国各方面的重大变化，文艺学效应在社会中便会越来越弱，文艺学自身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限制。因此，为了发展文艺学，发挥文艺学效应，文艺学家应该开始着手研究文艺学与外缘各方面的关联，以文艺学为轴心开展文艺学与超文艺学的效应关联的系统研究，既呼吸外界的新鲜空气，又向外界输送新鲜空气。

文艺学的外缘研究，主要表现在文艺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与文化关系，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研究上。过去的文艺学在研究文艺与这方面的关系上取得了一些经验。文艺学与这方面关系的研究至少可以在此基础上予以拓展和显示。

文艺学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以往，常常是用政治、经济来研究文艺和文艺学问题。这种研究方式仍有发展前途。但它不是唯一的研究方式，还可以有更多的研究方式。因为这种研究方式更多地是政治、经济在文艺和文艺学中的问题，是一个新兴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很明显。当代政治正朝着民主化道路发展，当代经济正在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完善化方面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时候才不限于书本、学术上的论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格局中，文艺学的外缘研究远比从前复杂多了；文艺学与民主政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研究远比从前迫切了。文艺学如何对民主政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课题开始出现在我国文艺学家的头脑之中，但真正的研究远没展开，效应更是子虚乌有。文艺学中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艺与民主政治，文艺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文艺的个性与在世界格局中的呈示、文艺的伦理取向、价值判断、情感联系，均与当前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相关。通过文艺学的窗口，可能为民主政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新思维。文艺学家在当前政治、经济氛围中，这方面感受甚深，体验甚丰，把握也较有个性，敏锐程度也相当高。这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作者队伍的保证，也为文艺学在政治、经济中的效应提供了现实基础。有些专家以为，这种研究不属学术问题，但他们却常常因政治、经济受累受困，既然如此，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于己于社会就未尚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而且未必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从价值论上说，这种研究可能会比纯文艺学讨论有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现实价值。

在文艺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文艺学家更是大有文章可做。当文艺学向外转，文艺学走向其它文化学科、走向文化一心理结构、走向日常文化行为的研究时，可以打破原有的让其它文化形态走向文艺学的封闭状态，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文艺学在非文艺学中的效应。因为文艺学往往超越自身而向非文艺学方面渗透发展。在报纸、电台中，我们经常看到“艺术化”“典型化”“审美化”“想象力”之类的文艺学术语。它表明：文艺学走向了新闻传播媒介，又通过后者走到了人们的内心，形成了具有文艺学素质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人们又以此化为巨大的文化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又呈现为光辉灿烂的文化世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更多地看到文化对文艺和文艺学的影响。如老庄之于陶渊明、孔孟之于自居易、禅宗之于皎然和严羽、儒佛道之于《红楼梦》，很少看到古典文艺学对古代和现代文化的功能分析、效应论证，透露力确证等。老庄和禅宗在思维方式上是艺术型思维。老子论道为“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所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正是一种模糊而由想象力带来的包容性的议论。正因为老子和庄禅有此思维，才能对文艺发生久远的影响，因而又通过文艺在几千年的文化史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从《诗经》产生的“不言《诗》，无以对”，《论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到现代鲁迅的文化作用，却还未能得到系统的研究，文艺史多为文化史学家占有，文艺史家却不能更多地以自己的视角反思文化史。不否认过去在这方面曾有过极其表层的文献式的描述，但深层的开掘尤其与当代文化各方面的关系的研究，则只能是有待来日了。

在文艺学对人的多方面影响上，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效果史”的研究。尽管我们不能”夸大文艺和文艺学对人的作用，但是，实事求是的探索却是无可厚非，很有意义的。比如，在文艺对人的道德沦丧的作用上，从事公安工作的人的研究倒比文艺学家研究深入，《犯罪学》中有这方面的大量论证。因为文艺作为一种文化知识，在对人的启迪、渗透方面往往发挥巨大作用，在当代社会尤其如此。上面提到的舒马赫在同篇文章中写道：“现代世界同时困于三个危机。至少可以一说，对于主要原料供应，首先是矿物燃料供应的未来可供量存在着‘信心危机’。因而出现了如增长极限之类的研究。第二是环境危机，即维系我们生存的大自然遇到的危机。大自然好象在呻呤和颤抖，好象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继续加强进攻，它将无法生存下去。因此召开了斯德哥尔摩会议。第三是人的本性对经济生活方式的反应危机。这一经济生活方式崇拜庞大，因而威胁着淹没掉人本身。人毕竟是渺小的，只能有把握处理与人相等规模的同题。组织机构与技术规模的庞大有时可能给他们一种洋洋自得的感觉，但这将使他们不快乐。整个现代文学充满着这种不快乐，现代艺术也一祥。”(同上书，P．40)与此同时，现代文艺学中充满了这种危机感与寻求解救危机的思想，结构主义、阐释学、艺术生命论、艺术人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方面都曾提出过许多具有艺术论证的设想，在西方和当代中国发生过影响，对人的个性塑造起过一定作用。人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以后，精神生活会作为突出问题表现出来，对文艺的需求和文艺学的渴望会与日俱增。我们的文艺学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论证和预测，为人的全面、丰富发展发挥作用。

文艺学从事与外缘关系的系统研究，既是解救文艺学自身危机的一条出路，更是使文艺学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生产广泛效应的一条出路。因此，它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