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南方”看当前国际关系发展新特点

“全球南方”概念热度的上升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视，是全球化的新特征和趋势。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助于实现世界经济均衡、协调发展，促进全球发展的多元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成员，其发展成就为全球南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注入了信心和动力。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南方”互补性合作的潜力正在释放，基于各自发展阶段需要的自主合作，奠定了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坚实基础。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不断深入，国际关系也将经历深刻变革。国际社会应从全球化的视角把握“全球南方”兴起所反映出的国际关系发展新特点和趋势，积极促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健康的方向发展。

“全球南方”是对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统称。当前，“全球南方”成为热点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这一概念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国际关系发展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这个统称鲜明地反映了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成就及其发展所面临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关注“全球南方”表明国际社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1]接受度的提升。从长远来看，对“全球南方”发展问题的关注，将进一步改变国际关系传统观念并促使国际关系发生新的变革。

“全球南方”受热议反映国际关系新生态

“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南方国家”曾长期主要用于对应描述与“北方国家”发展水平有差距的国家群体。基于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关系特点，冷战时的“东西关系”和冷战后的“南北关系”曾一度成为描述国际关系特点的时代话语。“东西关系”主要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南北关系”通常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而言，“东西关系”涉及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南北关系”则相对弱化了国际关系的阵营划分。

“全球南方”之所以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等概念，是因为其包含对长期存在的南方国家之间发展差异根源、消除发展差异路径等系列问题的解读。不同国际行为体对“全球南方”的解读有着不同的价值导向。当前“全球南方”受到热议的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全球南方”概念的广度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进步。从“南方”到“全球南方”，凸显的是“全球”性，这是时代的进步。一方面，这反映出21世纪以来，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即无论出于何种考量，“全球南方”概念的被接受意味着国际社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全球视角来考量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融合和交往。即使当前部分国家所持有的“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立场仍在国际社会有一定影响，但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转。如果说一国公民的国籍有着“民族性”的烙印，那么“全球南方”概念的使用则体现了“地球公民”的全球性特征。当前，世界各国交往的便捷度不断提高，关注全球发展就是关注自身的发展，这对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和优化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发展议题对“全球南方”的关注。学术界对“南方”或“全球南方”概念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观点，个别国家还利用“全球南方”概念炒作国际阵营的划分，但“全球南方”之所以成为热点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联合国对“全球南方”发展问题和开展合作重要性的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广泛的“南南合作”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联合国体制内“南南合作”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1949年，其时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了首个联合国技术援助项目，196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成立。1974年，联合国大会批准“在开发署内设立一个特别股，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这一特别股便是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南合办）的前身，南合办后来是协调全球和联合国系统内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主要机构。[2]针对南方国家的发展问题，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体现全球共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规划，如千年发展目标（MDGs）、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这些规划的议题既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也包括部分国家和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粮食安全、卫生用水等基本生存保障问题。联合国对南方国家整体落后的关注使得与之相关的议题已成为任何一个“大国”或国际组织不得不关注的国际议题，而这种关注反映出南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正在提升。

全球南方国家持续释放经济活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为缓慢，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实现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如中国、巴西等。从全球范围看，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也较高，2015年到2019年，全球经济处于调整期，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最低仍为3.9%，最高为4.5%；而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最高仅为2.3%。[3]在非洲大陆，新冠疫情暴发前多个非洲国家经济保持多年高速增长，2015年之前一些非洲国家甚至长期保持6%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在东亚，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跃升至2022年的121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显著提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2022年的8.57万元，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4]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属于“全球南方”的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更广泛的互补合作创造了新的机遇，也正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正如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官网上所指出的：“过去20年间，世界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转型。特别是在南方，上述变化比世界历史上任何类似时间跨度内所经历的转变都更为迅速。南方国家之间以及南北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全新的面貌。目前，与南北问题相比，一些关键问题，如环境和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全球贫困、增长与平等之间的关系、移民等，更具全球化性质。许多南方国家已经积累了强大的金融和技术能力。它们开始以优惠和非优惠条件，把这类资源的一部分转让给其他南方国家，以更具包容性的办法应对全球问题，更为广泛地扩大全球化的利益，创造新市场，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更为广阔的基础。随着联合国大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述这些努力的成效都得到了肯定和扩大。”

全球南方国家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推动次区域、区域一体化合作，是解决单一南方国家中长期存在的市场容量不足导致产业发展局限性问题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持“保护主义”“封闭主义”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国家持续扩大一体化合作。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基于各自优势和发展需要，搭建了一系列开展广泛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在“一体化”理念的带动下，众多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组织相继成立，仅非洲就先后成立了十余个次区域一体化组织，此外还有众多区域和次区域专门合作组织。这些组织开展合作的领域广泛，不仅包括合作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还积极推动更高层次的货币一体化合作。这些合作机制的构建旨在解决地区发展问题，机制内成员的深入合作已成为全球化均衡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多领域纵深合作发展较快。随着全球南方国家金融和技术能力的增强，众多领域的合作论坛空前活跃，讨论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高新技术、气候、环保、公共卫生、粮食安全、文化教育等。这些学术平台不仅在分享认知发展、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进一步搭建国际层面相关治理机制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发展成就和坚定的南方立场为“全球南方”注入了发展信心。“全球南方”概念出现以来，中国一贯坚守自身的南方国家阵营属性，而中国独立自主实现数亿人脱贫、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再度引发世界对“全球南方”的关注。冷战期间，中国坚持反殖、反帝、反霸的原则和立场，同时奉行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6]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立场并阐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7]冷战结束后，在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为主要方向的全球化话语中，“全球南方”是等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当前，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把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取得非凡成就，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实现发展和进步注入了动力和信心。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所指出的：“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没有大国博弈的冲动，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8]

国际关系变化给“全球南方”合作发展带来新机遇

“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合作由来已久，但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合作的自主性有待加强。一方面，基于国际产业分工，全球南方国家为谋求发展不得不与产业链上游的发达国家开展不平等的合作或接受排他性合作。由于缺乏自主性，南方国家的国际合作长期难以摆脱“发展靠援助”“增长靠周期（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周期）”“有增长无发展”“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等困境。另一方面，受发达国家刻意打压和防范等因素的影响，南方国家长期难以形成互补性较强的规模化产业比较优势，这直接限制了南方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由此可见，对于南方国家而言，自主选择国际合作对象，实现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需要有较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当前，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给“全球南方”合作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全球发展生态的深刻变化有利于“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发展的多元性和进步性是衡量全球发展生态的两个重要维度。这同联合国强调的经济发展多元化、文明多样性、国际关系民主化相吻合。这两个维度既反映出在不同发展历史、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条件下不同国家发展的差异，也体现出所有国家都要谋求发展和进步的共同诉求。然而，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却长期受霸权主义等因素影响，扭曲了全球发展生态。否定全球发展生态的多元性和进步性，就意味着南方国家放弃独立自主谋求发展，继续依赖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周期；放弃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落后的发展生存条件、产业升级等。很显然，这不符合任何一个南方国家的预期。从以“反帝、反殖”为目标的运动，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斗争，南方国家为创造公平、公正的国际合作环境，打破强国对技术进步和资金优势的垄断，争取平等的发展机遇，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当前，国际关系的变化正推动着全球发展生态朝着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转变。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再证明了寻求全球性霸权是死路一条，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不断壮大有力地推动国际多边主义的发展，多边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推进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另一方面，通过南南合作解决发展瓶颈问题的有效性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近年来，“全球南方”广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过去，受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控制和影响，国际合作不仅没有为广大南方国家带来实质性发展和进步，反而导致南北差异不断扩大。近年来，美欧发达国家以所谓“安全”“反竞争”等借口对国际合作重立墙垒，其实质是要限制公平的国际产业合作和高新技术的共享，并维护其垄断利益。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技术等优势主导着其与南方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合作，难以满足众多南方国家迫切需要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及初级工业化建设需求，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特点与南方国家发展需求之间的不适应性也日益凸显。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南方国家在中低端产业、资金积累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已经比较突出，这为以“全球南方”合作弥补历史上形成的发展赤字，促进资源要素更合理地流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将资源潜力转变为现实增长力的预期为南方国家深化合作增添了动力。人口和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当前，南方国家在人口和尚未进行商业开发的资源等方面拥有绝对潜力。而以往南方国家的资源开发长期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布局，导致低附加值的资源开发没有为当地创造可观的发展利益。但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一方面，在国际层面，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这意味着大规模建设带动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过去式，其对南方国家长周期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源、市场进行开发投入的意愿不高。相对而言，南方国家迫切需要改善严重滞后的基础设施，将资源潜力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力。因此，南方国家内部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推动工业化等方面开展合作的前景广阔。另一方面，随着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南方国家在产业规模、资金积累等方面的优势已经形成，这成为南方国家之间进行契合度更高的产业对接的现实基础，多渠道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以多种形式推动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得以开展。21世纪以来，一些区域性及跨区域性的南方国家合作组织相继成立并在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这是“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明证。以金砖国家为例，2023年金砖国家再度扩员前，金砖五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已超40%，近年来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0%。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G7，达到32.1%。预计到2030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将接近60%。南南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来自南方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9]从长远来看，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发展需求出发，寻求广泛的互补性合作，将推动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合作平台的新发展。

重视技术进步，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南方国家的共识。近代以来影响国家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近年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加大在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合作与投入，成为南方国家普遍强调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在高端产业领域仍占据优势，但南方国家已经具备足以支撑广泛的国家间合作的相对优势和条件。在以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为目标的合作机制的带动下，“全球南方”已经形成了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氛围。《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虽然当前全球处于两极分化的创新环境中，但令人鼓舞的是，许多中等收入和新兴经济体在创新指数方面的排名在攀升，今年有21个国家在创新方面的表现超过了它们的发展水平”。[10]按照不同地区划分，拉美地区的巴西、智利、墨西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南非、博茨瓦纳、塞内加尔，北非和西亚地区的以色列、阿联酋、土耳其，东南亚和东亚的新加坡、韩国、中国，中亚和南亚的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都是所在地区创新指数排名前三位的经济体。而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中创新指数排名前三位的是中国、马来西亚、保加利亚，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中创新指数排名前三位的是印度、越南、乌克兰，低收入经济体中创新指数排名前三位的是卢旺达、马达加斯加、多哥。创新表现高于发展阶段水平预期的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包括中国、泰国、巴西、北马其顿、南非、摩尔多瓦共和国、约旦、牙买加。创新表现高于发展阶段水平预期的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包括印度、越南、乌克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蒙古、摩洛哥、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创新表现高于发展阶段水平预期的低收入经济体包括卢旺达、马达加斯加、布隆迪。

“全球南方”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发展议题中，能够重视“全球南方”的立场本身已是国际关系的进步。但很显然，如果仅仅停留在“叙事”层面，无助于消除南北方发展差异。全球南方的未来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全球南方”问题的优先性和迫切性亟待进一步关注和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关键，但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谋求共同发展并非易事。国家边界争端、种族歧视等历史遗留问题会加剧由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南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潜在的地区热点可能爆发冲突，进而分散全球对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关注。因此，从优先性上看，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历史欠账”，还要解决当前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全球南方国家要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避免因突发热点议题分散对发展问题的优先关注。同时，在对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进中，也需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在制度与合作上的支持。从迫切性上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阶段各异、情况复杂，迫切需要可持续发展来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问题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上的优先性和迫切性无法得到关注和落实，其发展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南北方国家发展差距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导致南方国家的落后进一步固化，进而削弱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并影响世界的安全和稳定。

从“价值误导”到“方向误导”，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刻意引发“全球南方”的阵营分化。从“现实打压”到“话语误导”，部分西方国家分化南方国家的手段如出一辙。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表明，美国依靠自己强大的实力，在全球不断攫取利益的同时，也在积极打压其他国家的合作，主要表现为以军事手段直接干预他国国内事务、拉拢西方盟友对抗和制裁他国等，这极大地破坏了国际合作生态。另一方面，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话语霸权对全球南方发展方向进行误导。“全球南方”被西方炒作的一个热点是强调“南北的差异性”或“所谓的崛起中的南方对全球秩序的冲击”，其目的是刻意构筑逆全球化的“壁垒”。这种壁垒既包括“中断供应链、产业链”、维护技术霸权和长期存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机构的操控等。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是伴随着西方的全球扩张而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全球的发展叙事长期被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甚至误导，在对发展问题的描述上，一直充斥着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对南方国家进行的表述和叙事。如殖民时期的“传播文明”“传播技术”，冷战初期的“专制”“独裁”“民主繁荣”，冷战后期的“第三条道路”“历史终结”“文明冲突”，冷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转型国家”“民族国家”“资源民族主义”等概念。这些概念的背后都有特殊的意义，如“新兴市场国家”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衡量标准的，“单一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组织形态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发展中国家”弱化了国家要实现发展必然要维护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事实上，由于不同国家的形成、发展、道路选择的差异，这些概念未必符合具体国家的特点。这就需要不同国家坚持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理性看待这些来自他国的发展经验。除此之外，个别国家的“大国野心”事实上也在迎合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南方的分化，例如，近年来，印度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分化南方国家，在地区或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中塑造其自身“全球南方国家领袖”的形象，给中国在相关多边机制中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不同发展阶段发展需求的差异加剧了全球南方国家总体进步任务的艰巨性。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外合作需求的差异较大。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目前，全球“最不发达国家”（LDCs）有46个，这些国家的基本粮食、卫生、饮用水等严重短缺。“内陆发展中国家”（LLDCs）有32个，[11]开拓出海通道或便捷的对外物流基础设施是这些国家非常关注的议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有39个[12]，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加勒比地区和亚太地区，气候变化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从地区层面看，在46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非洲国家有33个，即全球71.7%的最不发达国家集中在非洲大陆。全球32个内陆发展中国家中，非洲国家有15个，占比接近50%。很多国家发展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同这些国家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性有关，而通往外界基础设施的落后更加剧了这些国家发展的难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新机遇面前，全球南方国家应遵循基础设施建设优先于其他行业发展的逻辑。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关注到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基本生活条件落后的状况，但其强调加强援助解决发展问题时，却对南南合作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非议。这种观点忽略了现代发展的逻辑，即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性，如果一个国家的电力、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升级难以实现，更不可能解决基本民生问题。

“发展错位比较”认知误区带来的消极影响。国际关系中讨论发展问题时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一些观点不考虑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起点和发展阶段差异，将一系列社会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直接比较。例如，不仅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待遇、社会保障问题、妇女儿童权益问题、环保问题等同发达国家的劳工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直接对比，甚至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民生同发达国家的资本逐利进行对比。事实上，这种比较因缺乏共同基础而不具有合理性。但是，这类比较的结论却成为一些霸权国家用来指责发展中国家商业环境差，政府“故意违背市场规律进行不正当竞争”的依据。例如，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和高技术应用方面，一些发达国家一边忽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技术需求，指责其政府不作为，一边禁止或限制有助于绿色发展的技术输出。在南方国家之间，错位比较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将19世纪纷纷实现民族自决权、当前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才逐步实现民族自决、当前最不发达国家集中的非洲作比较，将中等收入国家债务与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结构作对比等。由此可见，即使同属南方国家，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制度建设阶段任务等方面，不同国家的差异也是十分巨大的。只有理解并尊重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和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才能真正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