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外交学的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

　　2021年1月9日，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学共同体年会在北京西郊宾馆成功举行。会议采用了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模式，来自全国30多个院校的80多位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界的人士参加了会议。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系主任赵可金教授作了题为《外交学的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的专题报告。

　　赵可金老师的报告共分四个部分。首先，赵老师阐述了外交学的学科定位和专业特性，认为学界对外交的概念长期存在误解，将外交（Diplomacy）与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以及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混淆在一起。他认为概念不清是长期制约外交学学科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外交学的教学首先必须澄清误解，界定概念。同时，他认为在国际知识结构中，外交学是一门微观层次的学问，而国际关系和大战略属于宏观层次的学问，对外政策分析属于中观层次的学问。在专业特性上，外交学具有复合性、过程性和艺术性的特性。在外交学的教学实践中，必须紧扣这一专业特性，致力于培养外交杂家，而非外交专家。

　　其次，赵可金老师系统阐述了对外交知识体系的理解。在总结评估现有国内外教材的基础上，他认为外交学的知识体系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一是外交原理，主要坚持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阐释外交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外交哲学、外交思想、外交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内容；二是外交制度，主要讲解外交遵循的游戏规则，包括外交规范、外交法、外交体制和外交官等内容；三是外交过程，包括从对外战略的制定、到谈判、调停、协议、履行的全过程；四是外交形态，主要讲解职业外交、首脑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和总体外交等众多外交形态。赵老师特别强调外交是一项神圣和尊贵的事业，只有从体系上建立起外交学的知识大厦，所培养的人才才能真正在外交殿堂中登堂入室。当然，最新的科技发展、多学科融合和全球公共问题兴起，也从根本上冲击着外交知识体系的基础，要求不断进行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再次，赵可金老师阐述了他对外交理论中国化的看法。在系统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研究走过的欧洲国际法主导阶段、苏联科学社会主义主导阶段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主导阶段的基础上，他认为建设中国外交理论是有可能的，但不宜过于强调中国特色，首先必须主动接受和适应现代外交学的一般规律，在超越 “西方中心论”和 “中国中心论”两种理论倾向基础上, 将弘扬中国古典智慧、尊重现代科学方法和直面现代世界问题结合起来， 构建中国外交学理论体系。唯有如此，才能走出一条外交学中国化的新路。当下，如何在学理上确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外交学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个核心课题。

　　最后，赵老师提出了当今《外交学》教学和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其中包括要结合学生对外交学的知识需求定位外交学的教学，将融入通识教育、提升专业素质、拓展全球视野和发展创新能力结合起来；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衔接和融合；要突破课堂教学，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用于教学过程；要坚持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塑造相结合；要重视场景塑造和情境介入。其中，赵老师特别建议大家要结合外交实践来教学，而且不要仅仅拘泥于中国外交实践，要更多地拓展国际视野，将外交不仅作为国家建设的职能，也作为国际体系的职能。

　　在讨论环节中，赵可金老师结合自己在清华十多年的外交学课程教学实践，与大家分享一些心得体会，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