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教育家成长典范丨从小学教师到高等教育学家——记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成长之路

　　每一位教育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成长规律，都有独树一帜的学术建树与治学风范。今年 93 岁高龄的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已经度过了 78年的教育生涯：从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到中学教师、教务主任，再到大学教授、教务处长、副校长、高教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直至成为名扬海内外的高等教育学家，他不仅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其足迹亦遍布大江南北、五洲各处他积极开展学术讲座、交流与科研指导，在重要学术论坛与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说。很多国内与国际学者纷纷著书，评述其学术思想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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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教育生涯的起点是小学教师，曾担任复办后的厦门大学附属小学第一任校长，直到耄耋之年，还亲自指导中小学的教育科研。

　　潘懋元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县的一个贫苦小商贩之家。小时候的潘懋元在家随兄学习识字，八岁入私立东海小学读书，后在汕头时中中学（四中）、海滨中学（侨中）就读，参加青抗会革命活动；1941 年秋，潘懋元考入厦门大学，主修教育学，辅修经济学；他在中学时就兼任平民夜校教师，大学时更是兼任当地中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务主任；1945 年 7 月毕业后，他先后在江西省于都县、南昌市的中学任教，并兼任教务主任。

　　1946 年 12 月，厦大附小复办，其前身是“模范小学”，作为当时厦大教育学院的实习基地，厦大许多教职工的孩子就读于此，其中就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其父杨武之曾在厦大任数学教授。20 世纪 90 年代，杨振宁造访已经改为“演武小学”的厦大附小，谈过这段往事。

　　复办厦大附小，谁出任首任校长？时任厦大校长汪德耀对此颇为重视。当时的教育系主任李培囿，推荐了时任江西某所中学教务主任的潘懋元。就这样，汪德耀聘请潘懋元为教育系助教兼厦大附小校长，筹备复办工作。

　　当时任厦大附小校长并不容易，潘懋元在《厦门教育》杂志上著文《厦大附小散忆》，回忆过这段将近两年的厦大附小校长经历。

　　首先是师资问题。厦大前校长萨本栋教授规定“夫妻不能同校”。潘懋元坚持这种规定，认为一批教授夫人在附小任教很不好管理。他向汪德耀校长说：“教师，要由我聘；聘书由你来发，我副署。”从而获得了聘请教师的自主权，通过各种渠道聘来了一批好教师。

　　其次是用什么样的教育理念来办学的问题。潘懋元对杜威的“从做中学”，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陈鹤琴的“活教育”等思想进行了深刻学习和理解，并将这些理念积极践行于办学实践中，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办学效果。

　　当时的厦大附小对学生进行德育，每个星期围绕一个中心进行专题德性训练和课外活动，设有爱国周、秩序周、礼节周、服务周、孝顺周、仁爱周、勤俭周、整洁周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活动，将德育理念生活化。小学生们还排演话剧，有模有样、活灵活现的，也很生活化。

　　另外，每学期还有一次远足活动和一次运动会，运动会不全是田径比赛，还有爬山比赛、放风筝比赛等，颇具童趣。至今许多厦大附小老校友还记得他写的《校歌》：“歌声和海韵，我们的学校在太武山南、鹭水滨。沙滩上，拾贝壳，清风里，荡秋千。做工，游戏，游戏，做工。好问力学，好动力行。循科学的大道，做民主的公民。歌声和海韵，我们的学校在太武山南、鹭水滨。小社会，真生活，用脑多，用手勤。家庭，学校，学校，家庭。师长慈和，同学相亲。循科学的大道、做民主的公民。”有一年他还到厦大附小，回首往事，与师生一起再唱这首校歌。优美的歌词，辩证的思维，无不闪耀着潘懋元对教育的深刻认识与感悟。

　　由此可知，潘懋元当时就萌发过“素质教育”的思想。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教育界对“素质教育”争论最激烈之时，他也依然坚持“素质教育”的理念，发表一系列文章，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素质教育”，并强调指出：“素质教育的提出，是中国教育界在教育理论上的创新。”并对“素质教育”的内涵阐述了自己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潘懋元虽已卸任厦大附小校长，专心从事高校教学、行政与科研工作，但仍然心系中小学教育。

　　1952 年他从北师大学成归来，在 20世纪50至60年代，多次来到厦门一中、双十中学、五中、大同中学、实验小学等学校，开展教育学讲座。即使成为教授、教育家之后，他依然关注着中小学，牵挂着基础教育的科研。1991 年，全国部分地区教科所所长在厦门召开协作年会。他亲临会议，作了题为“高校教育科研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关系”的精彩发言，竭力主张中小学应该开展教育科研。这对提升各地教科所地位、推进中小学蓬勃开展教育科研，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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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教学、科研、社会服务，高校的四项主要工作，潘懋元都干过，而且都干得好。他最感兴趣、也是贡献最大的还是教学与科研——创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培养一大批高等教育学科专家与优秀人才。

　　潘懋元回顾了两次终身难忘的“失败”之课。

　　一次是初为人师之时。15 岁的他，在小学上第一堂课就砸了锅：事先他花了很多心思认真备课，结果到上课那天，一上讲台就紧张，才讲十几分钟就将备课的内容全都讲完了，于是不知道接着讲什么好。学生见老师无话可说，就在下面叽叽喳喳，打闹起来，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他站在讲台上，不知所措。然而这一次的“失败”反而激起潘懋元立志从教的信念。“别人能当好教师，我为什么不能？”一股倔强的牛脾气使他下定决心，克服困难。

　　另一次则发生在他 35 岁之时。当时，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提出干部要变外行为内行，大学干部也要学点教育学。厦大邀潘懋元为全校干部和教师开设教育学讲座。而他讲的教育学，却是中小学的教育理论，脱离大学的实际。教学效果不好，听者很不满意。

　　因为当时的教育学只是“普通教育学”，主要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而不是针对高校的。学生们也对此提出意见：“综合大学不仅有培养中学教师的任务，也有培养大学教师的任务。留校当助教，就是未来的大学教师。我们学习教育学不仅要知道如何当中学教师，还要知道如何当大学教师。”

　　他也不断发现大学教育确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当时学习苏联以后，高校在各系设置专业，那么“专业教育”的性质又是什么？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大学教学中又如何联系？教学与生产劳动存在的矛盾，又怎样解决？如此等等，迫使潘懋元必须正视、思索与研究。这次失败的经历，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高等教育研究，走出一条高等教育研究之路，为开创科学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奠定基础，为培养一大批高等教育学科专家与优秀人才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与高等教育学研究团队，创造了当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几项“第一”：主编第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创建第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立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博士点，主编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高等教育学》开的。英国赫尔大学在授予潘懋元荣誉博士学位时，这样评价他：“他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作出了特殊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体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努力、他的成绩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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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李门墙是教师最大的财富。回顾自己在三尺讲台上度过的岁月，潘懋元带着满足的微笑说：“我是‘播种者’，又是‘收获者’，学生的成长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回忆起多年前的经历，潘懋元深有感触地说：“高等教育学者要善于从教育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以教育实践检验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正确的。”

　　潘懋元十分注重学生们在学术上的建树。他的门下有数以百计的硕士、博士生，在其精心培育与学生的自身努力下，其中有相当一批成为著名学者、教授、高等教育学各门类领军人物和高校校长，以及教育行政官员。

　　2010 年 10 月，在庆贺潘懋元教授执教 75 周年的聚会上，历届毕业生济济一堂，畅谈科研教学之经历，抒发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老师的教学方法与治学精神。

　　“实践”是潘懋元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针对研究生的特点，创建了“自学——研究——教学实习”三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前两个环节，学生不是放任式学习，而是带着他安排的主题进行学习和研究。

　　“教学实习”环节，则让大家把学习心得和体会拿到课堂上讲，其他同学当评委来评析，并随之展开讨论。由于成效显著，这一教学模式被推广至校外。2001 年该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除此之外，他从 1986 年开始，在家中开设“周末学术沙龙”。20 多年来，只要潘懋元没有出差，这个集思想、学术、生活于一体的沙龙就不会间断。即使他搬家至离学校有 14 公里之遥的前埔小区，亦是如此。

　　每个周六晚上，学生们都会准时来到他家中。清茶一杯、点心几样，大家就在这样轻松而温馨的氛围中畅所欲言。谈论话题自由而广泛，既有当前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动态，又有高等教育的热门话题。学生们受益良多，将沙龙奉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有的学生的博士论文题目甚至就来自于沙龙上的辩论题。

　　潘懋元还把沙龙慢慢变成研究生接触外界的一个窗口，当一些教育界的学者、高校的领导、企业家、社会知名人士到他家拜访时，他都在沙龙上把这些人介绍给研究生们，让他们之间进行交流。一些著名外国学者、教授来厦大教育研究院访问时，也曾到沙龙上与学生们见面。

　　潘懋元还将这一传统延续到外地，当他出差讲学时，都会把当地的“弟子”们召集到自己的住所办学术沙龙。在潘懋元的垂范下，年轻一代的博导们也纷纷创办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沙龙，这成为厦大教育研究院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和一种宝贵的学术传统。

　　我在潘懋元家见过学生盈门的场景，也见识过潘懋元因讨论问题耽误了时间而请学生吃饭，但没有参加过他的“ 周末学术沙龙”。当我向他询问这一创造时，他说：“ 说实话，这些都是从王亚南校长那儿学来的。”

　　王亚南，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的翻译者，1950 年任解放后厦大第一任校长。他非常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研究，经常邀请学生到他家讨论学术问题。这种平和之风影响了潘懋元，他一直喜欢这种既有家庭温馨又有学术氛围的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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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教育科研界，最亮眼的是元创造，最有价值的是理论创新。谈起理论创新，潘懋元在《高等教育学》与自己的其他著述里如数家珍。

　　国内外有一批介绍潘懋元教育思想的专著，我读过的有挪威学者阿里·谢沃的《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加拿大学者许美德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以及中国学者王伟廉主编的《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科学》，林金辉的《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等等。

　　这些著作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与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理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思想”“大学课程与教学论思想体系”“高等教育学分支学科思想”“学术风格与治学特色”等方面，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学术贡献与理论创新。

　　鉴于上述学术思想与观点一时难以理解，笔者重点谈他的“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与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理论”与“民办教育的思想”，这也是被誉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的潘懋元最为突出的表现。

　　“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与教育内部系规律理论”，是潘懋元的主要贡献之一。1980 年他在湖南大学为一批工科大学校长、教务处长讲学时，第一次正式提出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外部关系规律，一条是内部关系规律。

　　什么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当时的表述是：“从整个社会来说，教育跟政治经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教育所摆的位置和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任务。社会主义教育必须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服务。社会主义教育必须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生产发展服务。”

　　什么是内部关系规律？当时表述是：“社会主义教育必须通过德育、智育、体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1983 年，他在编写《高等教育学讲座》时，对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表述做了一定的修正：“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这条规律可以表述为：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相适应。

　　这里的适应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必须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服务。” 或“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

　　潘懋元又认为，“适应说”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要主动适应，即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二要多维适应，即指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多样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也应该是多维的，但最基本的是适应经济的发展。

　　两条规律既密切联系，也相互作用。内部关系规律的运用要受外部关系规律的制约，外部关系规律又必须通过内部关系规律来实现。两条规律同时作用于教育。对高等教育而言，主动适应社会发展与坚持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是辩证统一的。

　　两条规律的具体内容并非潘懋元的独创与发明，“文革”前的教育学中就有这方面的表述。然而，两条规律观点的提出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却是他的创新。两条规律的提出，尤其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在当时的高教界引起一番争论。

　　然而，不管争论如何，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出现许多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两条规律则是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时至今日，这一理论还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

　　此外，“民办教育思想”又是潘懋元的一大贡献。1986年潘懋元应邀参加在日本举办的“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问题与展望”理论研讨会。听了与会欧美高校代表关于私立高校情况的报告后，他眼前一亮，脑中闪出一个想法：“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

　　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那时党的“十三大”还没有召开，对于所有制问题的探讨还比较敏感，在教育这个涉及国家根本的行业里搞“私有制”，恐怕很多人会跳起来。

　　为了说服反对者，潘懋元采取了迂回策略，他首先对西方国家私立高校进行了深入研究，又认真钻研了国家政策和改革倾向， 1987 年初发表文章指出：“教育的发展受教育外部规律的制约，教育体制改革一定受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和公有制共同存在——在私有经济基础上，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能的。”

　　此说首先破解了发展民办高校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然而，这种思想在当时，并未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与学者们的赞同。但潘懋元依然坚持着。

　　我清楚地记得，1990 年在厦门举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成果鉴定会，他与郝克明、谈松华、周贝隆等人担任评审专家，会上他再次呼吁试办民办高校。

　　之后的 二十多年间，他为中国的民办高教事业奔走呼号、探究鼓励。我在厦门见到他三次参加民办高教学术研讨会，到好几所民办高校讲学，参加开学、毕业典礼与学术活动。每次到场都有讲话，而每次讲话也都有新意，给人以启迪。比如他认为，当时的独立二级学院与民办高校，是“在不平等的平台上竞争”，要引起决策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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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潘懋元 80 岁高龄的生日纪念会上，贺词说：“古语八十杖于朝，而潘懋元则是行遍九州万国。”年届九旬仍奔波不已，为推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与实践不懈努力。

　　潘懋元一直用“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来自勉，实际上也是个“爱跑”的人。即便到了耄耋之年，仍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奔波于全国各地。然而，奔波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是为了教育，为了高等教育，为了高等教育学这项神圣的学科研究事业。

　　1964 年，潘懋元被借调到中央教科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中央教科所的几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配合教育部的政策，结合当时的中心任务开展活动，所以经常到基层做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

　　其中有三次印象深刻：一是到天津，考察天津制药厂半工半读情况；二是到河北遵化，考察半农半读情况；三是到山西，考察普通中学教学改革情况。

　　这些经历虽与高等教育无关，但使他形成了实地调研的习惯，开拓了教育视野，结交了不少朋友，对当时整个中国的教育状况也有了大致了解。这是以前在大学无法经历的。

　　1972 年，他从“五七干校” 分配到云南，在云南的一年多时间，跑遍了云南七所高校中的六所，对当时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也为他以后对高教改革的思考，积累了一些实例材料。

　　1978 年以来，潘懋元在校内外担任过许多职务，带领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学术交流，还被全国几十所大学和高教研究机构聘为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及研究员。

　　他经常外出讲学，足迹遍布全国大江南北，在五十多个城市留下了他拓荒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足迹。他从高等教育调查中敏锐地发现问题，进行研究，给众多高校以理论上的指导与实践上的帮助。

　　每次外出，总是风尘仆仆。为了给东道主省钱、省事、省麻烦，他不求住高档宾馆，不取高额报酬，甚至年事已高也不带研究生相伴。

　　1996年我去南京开会，碰到他独自到南京某高校讲学，晚上到南京，次日讲完学就回厦门。潘懋元多次参加或带领代表团出国考察，先后到过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菲律宾、泰国、英国、新加坡、尼泊尔、科威特、美国、俄罗斯、荷兰、挪威、立陶宛等多个国家，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成果向境外推广，促进高等教育的学术交流，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门。

　　同时，他还对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进行研究，在比较中汲取营养，作为本国研究的借鉴。

　　2000 年，80岁高龄的潘懋元，还东渡扶桑，应邀赴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兼任客座研究员，在该中心做研究工作，并为研究生开设“高等教育学专题”课程，影响甚远。

　　20 世纪90年代，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就曾在《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一书中，记载了对潘懋元的访谈录。新世纪初，挪威学者阿里·谢沃的著作《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更是全面记述了潘懋元的成就，并分别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将潘懋元以及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贡献推广到全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民办高校的蓬勃兴起与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言，也记载着他的不朽努力与显著贡献。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只要提起“先生”二字，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潘懋元。大家称呼“先生”的时候，前面不带姓，也没有任何职衔，却充满了发自内心的亲切和敬重。在厦大，一提起“潘先生”，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中青年教师与莘莘学子，凡知其名者，皆示敬仰之情。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潘懋元，这位中国高等教育界的“老骥”，中国高等教育学的泰斗，虽早逾九秩，仍充满豪情。他说：“高等教育研究者要切实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瞄准学术发展前沿，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中国学派，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等教育学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