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之间，见证文脉延绵——古典文献学人的执着

　　长纸作底，首页全裱穿于卷首，自次页起，鳞次向左裱贴于底卷上，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有龙游于书中之感-这是“龙鳞装”，亦称“旋风装”，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帧形式。

　　整体阅读时，翻开时密密麻麻的文字宛如覆盖鳞片的真龙在悠哉游动。这种神奇的卷轴形式，始自唐代中叶，后千年几近失传。而在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书册中，以“龙鳞装”形式装帧的实体书册，只剩一部目前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刊谬补缺切韵》。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刊谬补缺切韵》

　　“龙鳞装”也是古典文献学2023级博士研究生杜怡然曾在本科阶段《古典文献学基础》课程上选择尝试的古书形制-缝缝补补，逐页张贴，耗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终成就这一本“新制古书”。

　　“用繁体字抄20页以上的古籍，再选择合适的卷轴，将首页全部粘于卷轴近右端，其余鳞次相错粘在底纸上，每页约隔1cm；从首向尾卷起用褾头处丝带捆扎，内系书签标明书名卷数。如果耐不住性子，是做不下去的。”

　　让大家在课上仿制古籍，来增加对古籍的好感，进而喜爱与珍视古籍-这是《古典文献学基础》主讲教师漆永祥的坚持。除了对古籍装帧的讲解和对古书形制的教学，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在教室中了解《四库全书》等重要古代典籍的编纂过程，也集体前往国家典籍博物馆亲眼目睹古籍的原貌，还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亲手捧起一部古书，感受历史的纹路和重量。

　　这种体验，不仅是对“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践，又是去寻访“纸上得来”中“纸”的源流。“好像破案的过程”“晴暖，树皆绿叶生矣”，在北京城陷入动荡、炸弹横飞的某天，生活在百年前的叶赫那拉-那晋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并摘下一片树叶夹在日记里。这本手稿本日记现藏于北京大学古籍图书馆。余留的淡淡墨香仍在诉说 “古籍”的生平，记录着清末民国时局的沉浮与动荡。

《那晋日记》中的树叶

　　百年之后，这片树叶早已不复当年苍翠。如今的人们或许很难揣度，这抹绿意，究竟是对兵荒马乱中“城春草木深”的嗟叹，还是一瞬间被绽放的生命所感染。跨越百年时光，带着一份古朴而来的这片树叶，吸引着古典文献学2022级博士研究生吴雪菡：“整理他的日记，透过那晋的眼睛，我们可以‘魂穿’到那个时代，体会他的人生。”

　　在馆中与古籍相伴整日，对于古典文献学人来说，是一种反复经历的日常。然而，作为一种人文世界中的“冷门绝学”，古典文献学又究竟涵涉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训诂学、版本学、金石学、校勘、辑佚、辨伪-一个个学科概念的背后，蕴藏着古典文献学人的学术生活。而学人们求索其间的所学所行，恰是我们一瞥“古典文献学”最好的视角。

　　古典文献学2020级博士生张鸿鸣说，训诂是研究古汉语词义的学科，包括对古籍中语法和修辞现象的研究，这有助于我们阅读古典文献，但训诂并不止于对字词含义的理解，也并非单纯的校勘考证，而是对文献成系统地解释。比如，清代的柯劭忞在注《穀梁传》时，就并未仅仅追求符合经典的原意，而是同时留下了关于晚清政局、时势的不计其数的隐喻。

　　在这种饱含浓烈目的性的解释背后，潜藏的是注释者对经典文本的所思所想。因此，若要更加充分地理解柯劭忞在《春秋穀梁传注》中留下的信息，就需要学人们通过史料的搜集与对比，在字面表意的背后，把柯劭忞对于时局的关切，以及其他关于经典阐释的更深层的见解，逐个挖掘出来。正如张鸿鸣所言：“不仅要阐明文献的字面意思，更要分清层次，发现传统注疏共识背后的东西。读书得间，知人论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春秋穀梁传注》的点校底稿

　　“古典文献学人的学术研究过程，很多时候都好像破案的过程”，而在“破案”的道路上，也有着不同的方法。与训诂学不同，版本学研究的主要是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版本流变，和不同时代古籍的版本特征。通过对各类蛛丝马迹的分析，从而鉴别版本的真伪及优劣，并基于对其间差异和特点的探究，尝试找出版本流传过程所埋藏的更多秘密。

　　“首先发现种种矛盾的‘疑点’，接着从文字避讳、版式、人物生卒年月以及其他碑文、书目等各方面收集线索。正是基于对大量信息的综合分析，才得以揭示出隐藏在古籍背后的‘真实’，也才能为先前既有的认识或作出修正，或进行补充，从而给出更为周延的解释。”置身于这样一个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实中抽丝剥茧而力求真知的过程，杜怡然时常感受到一种“冒险的乐趣”，这也正如杜怡然自己所说：“最具挑战性的地方，在于对既有认知的辨析，和对思维定势的突破。”

　　白底黑墨的文字背后，是古人跃然纸上的鲜活人生旅程。通过重现古人著述，研究古人阐经释典中的思考，感受古人遭遇困境时的手足无措与寻到出路、柳暗花明时的喜悦，古典文献学的学人们，得以重建古今世界的丝缕牵连。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代研究包括考古、金石、器物、文献、建筑等诸多内容，而在“古代文献”研究之下，古代典籍研究又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类。然而，古人的世界并非孤悬于虚无，它不仅本身完整鲜活，更与现下的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世界发生着血肉联系。

　　“学习古典文献学的福利，大概是可以随时随地与古人交流”，吴雪菡说。今天的我们可能会因贪玩而没有认真复习考试，而在清朝，同样有考生在科举前夜，与友人畅玩《红楼梦》采选格-清代的“大富翁”，结果考砸了乡试[注1]。今天我们或许会在高谈阔论的讲座上感到百无聊赖，而《那晋日记》中的清朝的小官们也曾在朝廷的大型活动只感双腿酸痛[注2]。而对这些古人生活碎片的探知、撷取与对照，在古典文献学的求索之路上，不过只是一档“余兴节目”。

 《红楼梦》采选格

　　古人生活的“十二时辰”，茶余饭后的隐微心事，或许会随着时间的风尘，被历史一并翻过页去，不易为后人所知。然而，对古文献中细节的探知，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揭开了这层面纱的钥匙。

　　更重要的体悟则在于，虽古今时代不同、环境迥异，但人们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陷于类同的困境。

　　阮元有诗曰：“山斋竹树起秋阴，多少铭文写吉金。说与时人浑不解，四千年上古人心。”清代的阮元可以从当时的出土文献中一睹遥远古人的心事，而通过阮元的《揅经室集》，吴雪菡同样也在尝试着走进他的心境。

　　1833年，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接连失去爱妻和长子，悲痛之下写作《悲长子常生》一诗，“骨肉归乡土，命也不克长”，哀婉而动人。然而，这首诗只在《揅经室集》的早期版本中得到了保存，通行本里却无觅踪迹，只留下了“是年有两期丧，无韵语”小注一行。吴雪菡觉得，《悲长子常生》这首诗之所以在通行本中被删去，可能是基于阮元各种各样的考虑，其中，有可能是阮元认为此诗中一刹的真情流露不符合自己素日平和的形象，便将其在后续的集中删去了。

 阮元《悲长子常生》

　　“不过，也正是因为我们基于古典文献学方法，对阮元的诗作、诗集进行了探究，我们才能从这‘一有一无’的细节对比中，瞥见不同于严谨学者、沉稳政客的‘另一个’阮元-一个也会因情深意重而悲痛至极的阮元，为我们打开了了解阮元的新视角，也让阮元其人在今人心中的形象更加鲜明而丰满。”

　　宋人何梦桂虽曾考取探花，一时名声赫赫，但如今却只是埋没在故纸堆中，湮没无闻。他的声名在历史书卷中的埋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的文集版片很早就毁于火灾。所幸到了明清时期，他的后嗣留心于其诗作，进行了一些修补。也正因此，杜怡然在调查宋代文献时，偶然翻阅到了何梦桂的诗作。

　　“仿佛一位千年前的知己，千年时光荏苒，而过后只有你最解其意”，读到何梦桂的诗篇时，杜怡然顿时心生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千年后仍然能被记起、能被全然不识甚至年代不同的陌生之人认同，他是否也会感到欣慰？而当我们在如今的生活中遇到问题，偶见知己‘穿越千年而来’，又是否会有别样的触动和豁达？”谈起作为古典文献学人的感悟，杜怡然用坚定的眼神说：“我们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正因古典文献学研究而产生了联系-我们的生活，通过古籍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内容，可能被时光封尘，但从未消逝。”古典文献学就是这样一把钥匙，吸引着人们去打开穿越古今世界的时空之门，使我们一窥古人在智识之外与我们同样生活化、情感化的一面，得以理解历史语境中具体而真实的他们。

　　古典文献学始终是关于人的学问。在探访寻幽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会渐渐发现，如今之烦恼，古人一应俱全。当我们深入前人的世界，去理解他们的困境、办法和出路，去感受前人鲜活的情感、思想与生命时，在辨伪之间，在隐微之处，既会发掘出人格与理想的光芒，也是在更好地认识自己。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

　　科幻小说《三体》中，人类发现唯一能把信息保存一亿年左右的方法是“把字刻在石头上”。中国古典文献学旗下的金石学就是一门研究文字铭刻的学问-上启商周时代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下至战国、秦、汉以来的印章、封泥、简牍、帛书、盟书、石刻、货币、陶器、漆木器，文字铭刻贯穿文明，无声的记录着华夏大地上的传奇众生。

　　南宋地方刻立石经的现象，曾激起吴雪菡极大的兴趣。当时，学界对南宋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具体情况仍未廓清，对知识的渴求激励着新学人们身体力行，刻苦挖掘石刻背后埋藏的那段往事。通过不懈的史料调查、实地走访，吴雪菡最终与父亲一同驱车1000多公里，在阳新县找到了这块碑文的原迹。

阳新县博物馆藏南宋高宗御书《孝经》石刻

　　“清朝时，大家都说这块碑已经不存于世了，但当你看见这块碑真真正正的就在你面前完整的矗立着，内心的激动与感受难以言表。”谈及当时的情境，她依旧感触万分。当天，吴雪菡一抵达碑刻所在之处，便掏出纸笔，趴在阳新县博物馆的石碑前抄录碑文。40度的高温下，伴着躁动的蝉鸣，她的笔尖在纸上刷刷划过，从早到晚，她生怕浪费一点时间，全然不觉夏日的闷热难耐。当得知吴雪菡此行目的时，怀有身孕的副馆长黄芳女士特意从家中匆匆赶来，与馆长石教明先生一道，为她从库房调出清晰拓片，方便她抄录碑文，这份因古籍而起的情感联结使吴雪菡至今心存感动。

　　漫长的“寻碑”之旅结束后，她通过校勘研究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来自唐玄宗本《孝经》，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发现的秦桧跋也启示着应当改变“南宋太学石经”中没有《孝经》的传统认知，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她将此次发现写成《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一文，发表在文献学最重要的刊物《文献》上，并将作品印本寄与石教明先生和黄芳女士，表达对他们在自己求真之途中倾力相助的由衷感谢。

　　纸质典籍的保存十分困难，隋代牛弘曾提出“五厄”去描述导致大量书籍亡佚残缺的劫难。但浩瀚历史中，总会有仁人志士将典籍的信仰镌刻于恒久之“石”。这些饱经风霜的文字走过数百年的时光，终能以质朴的容颜重见天日，将悠远的歌咏、不变的箴言，传达给后世之人。

　　“研究这些古人所留的遗迹，我以此重新品味他们的生活，自己精神世界也随之丰盈。”吴雪菡说道。

 吴雪菡实地考察研究

　　曾经，为了比对、研究文献而去搜寻一条史料或找到一条自己想要的信息，很多古典文献学的学者往往需要耗费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去翻阅书籍，或是长途跋涉前往偏远之地寻找资料。繁复的体力劳动极大地考验着文献研究者做基本功的耐性与毅力，“常在于险远”成为了他们找寻“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时的“无奈之叹”。

　　现如今，信息工具的飞速迭代大大减轻了古典文献学人“抄卡片”的压力-数字化技术层出不穷，“古籍智能整理平台”“中华经典古籍库”“全国古籍普查基本数据库”能轻松实现文本OCR识别、自动标点、目录翻检及大量古籍的全文检索等工作。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也在积极探索古籍数字化的新方向，目前已开发的“吾与点智能标注平台”“识典古籍阅读与整理平台”等平台，极大解放了文献学研究者的双手，让他们能以更充沛的精力，遨游于熔今铸古的典籍之海中。

　　“数字化时代给古典文献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工具的辅助下，版本考证和经典真正疑难之处的探寻，还会暴露出更多的难点、疑点，而这将考验研究者的真正功力。”张鸿鸣在分享经验时直言，技术进步让真正的挑战水落石出，文献数字化的工具变革，带来的是“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又一轮喷薄而出。如何更好地进行文献研究，是新学人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

“虽仅有萤火之光，但也愿尽绵薄之力！”

　　《全宋诗》全书共72册，近4000万字，收录诗人8900有余，这一鸿篇巨制的编纂工作开始于1984年。那一年，北京大学在古文献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古文献研究所，开始筹划编纂大型断代总集《全宋诗》。

　　1986年，中文系1982级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王岚和同班的八位同学一起考入宋诗整理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班。刚刚本科毕业的他们，立即参与到了编纂《全宋诗》的工作中来。然而，北大中文系历史上，这个研究生班仅此一届。

《全宋诗》书影

　　大量的诗人诗集与无集诗人的零散诗集需要组织专门的力量进行搜集整理，年轻的王岚、许红霞和她们的同学就此开始了漫长的编纂的工作。“这一干就是12年，从23岁到35岁，正是人生的大好时光。”许红霞感慨道。“从21岁的研究生变成33岁青年教师，可以说，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无怨无悔地将最好的青春岁月贡献给了它。”王岚说。[注3]

　　《全宋诗》的编纂工作最初由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五位先生主持。如今，五位主编中傅璇琮、倪其心、陈新三位先生已经仙逝，但他们专业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在参与编纂工作的后辈学人们心中留下了孜孜笃行的影迹。

　　《全宋诗》堪称皇皇巨著。对这一巨著的编纂，涉及数以万计的作品，还要历经普查、录出、校勘、考订、写传、编次等多道繁难的程序，每一处的疏忽都随时可能造成错失。虽然，《全宋诗》的全部72册，终于在十余年后的1998年如数出版，但精益求精是古典文献学人的风骨。在学人的不断研究下，《全宋诗》中的一些错漏之失逐渐被发现。于是，补正的工作也铺展开来。2003年，由孙钦善先生牵头，王岚等人启动了《全宋诗》的补正工作-他们力求涓滴不遗，一做就是二十年。直至今日，这项工作仍在持续。

　　泛黄的书页，密密麻麻的小字，是谁翻遍经籍，指尖留下墨香？从青春岁月到年近花甲两鬓斑白，他们最好的时光，都与《全宋诗》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去年开始参与到项目中的杜怡然，如今已是中文系2023级博士研究生。回想起《全宋诗》及其补正工作的漫漫历程，她不禁感慨，沿着不同的历史坐标，老中青三代学人汇聚于此，见证的是千秋一脉的薪火相传，肩负的是文脉延绵与学术传承的使命。

2023级博士生杜怡然作为研究生代表分享入学感言

　　今年过世的南京图书馆的版本目录学专家沈燮元先生，勤学的精神至今激励着后学，他百岁高龄仍每天坚持往返图书馆，数十年如一日整理着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题跋，与黄丕烈已然是“至交”。“若能与其相见，他们或许也会‘荛翁列酒招同饮，笑问别来第几春’吧。”提及古典文献学人的“执着”品格，吴雪菡认为：“执着”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奢侈”的事，可若没有“执着”，那“理想”便也了无意义。

　　“一生做好一件事，就已非常不易。如果守着故纸堆，又艳羡黄金屋，可能会一事无成。”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师长们时常这样告诫学生。或许，就是这种关于理想的精神，支撑着一代一代的古典文献学人，将外人眼中的“冷门绝学”化作漫漫书海的璀璨银河，在文字与纸页之间，用尽一生、穷尽所学，去探测从未被发现的那颗耀眼的恒星。

“我虽仅有萤火之光，但也愿尽绵薄之力！”

　　有时，社会就是需要一些“天真”“执拗”的人。

　　注1 “与厔庐、骚庐、古封掷《太虚幻境图》，就枕时已晓色破窗矣。”（《了盦日记》）

　　注2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今上登极-至天安门外金水桥头跪听宣诏，先宣清文，后宣汉文，约跪有一点钟，人多呼膝痛者。”（《那晋日记》）

　　注3 来源于北大青年：《十年埋首“故纸堆”-记北大师生参编〈全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