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汉:试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概要

一、何谓哲学的“前沿问题”?

  讨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需要先确定哲学“前沿问题”的含义。是不是哲学的前沿问题,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当今哲学界讨论和发表见解相对聚焦的领域。如果没有受到哲学界学者较普遍的关注,就很难算是哲学的“前沿问题”。但这还不是判断是不是哲学“前沿问题”的根本。二是能否反映时代并能把握时代精神,这是判断是不是哲学“前沿问题”最根本的地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哲学的本质,如果抛弃了这一点,就抛弃了哲学的本质。譬如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热烈讨论过“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这样的争论,一定不会成为当今哲学的前沿问题。那么,关于当今的“哲学前沿”,有没有可供具体观察的“参照系”呢?有,这就是2018年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2018年8月中旬,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各国哲学专业高层次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这次大会确定的会议主题是“学以成人”,这个主题就属于当今哲学的前沿问题。这次大会的《公告》中有一段话可以表征这一点:“本届大会围绕‘学以成人’主题,着重开拓人的多重维度,并探究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强调哲学研究的全球化,囊括古往今来不同文化中各类思想家进行哲学思考的多重形式,着重对哲学以及哲学在当今世界中的任务和作用进行批判性反思。拓宽哲学领域,因应当代新涌现出的各类全球性议题,哲学家应与其他人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在一起,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等领域,在多元化文化和各类传统之间,进行相辅相成的合作与互动。”

  另外,什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的“当代”呢?这需要对“当代”一词做个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由于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区域在中国,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主要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那么“当代”时间段是怎么划分的呢?做科学的划分需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创立阶段;二是20世纪列宁、毛泽东的应用阶段;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阶段的哲学不属于“当代”范畴,这里的“当代”是指21世纪正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而言,可以把时间点前移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就可以界定为: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广大学者聚焦中国和世界现实问题并反映时代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热点、焦点问题。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经济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寻获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和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以往时代相比,这个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哲学上的理论总结和概括,从而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深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就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题(此文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产生于欧洲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由中国人民和中国学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命题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命题存在的依据在哪里?何以可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能,理据如下: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直面人类问题,把民族的特殊性和世界的普遍性相统一起来的哲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和世界实践,倾听时代和人民的声音,深刻揭示时代、实践、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而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起来的哲学理论。“以往的一切哲学都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起来的哲学理论。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历史进程中,一系列理论的产生都是与时代紧密互动的结果,都开辟出了一种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得以可能。四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把形式和内容相统一起来的哲学理论。从形式的角度看,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而中国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发展与伟大实践上的巨大成就还存在着相当的“不匹配”,缺乏一系列解读中国实践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没能展现出应有的国际影响力。为此必须推进理论创新,而扎实的理论创新需要有深厚的哲学根基,这个哲学根基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的角度看,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能够支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厚实的理论资源,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将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要贡献。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把过程和结果相统一起来的哲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能,还因为它是一个展现了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理论形态。从早年“五四”时期一系列思想交锋,到对中国革命、建设道路的探索,再到“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市场与计划之争”,进而到全面小康社会、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一系列概念、命题的提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人共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这一发展过程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统一的发展过程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性内涵,此过程中提炼出的理论成果则展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性内涵。因此,过程与结果相统一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可能。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前沿问题概要

  这里概括性地介绍一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若干前沿热点问题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党的创新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

  (一)新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主要专题研究

  (1)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近十余年来,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可谓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热点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来中国在各领域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经验和做法,这就需要对此进行总结和提炼。另一方面,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一些问题,如贫富差距、社会不公、人的精神世界的迷失、贪污腐败等。在此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还是世界观?第二,如何看待中国道路?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多数学者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观,而且是世界观。如孙正聿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这种“新世界观”的实质内容是“新历史观”。另有学者则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如李荣海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把“历史”这样一种主观性很强的东西作为解释原则就不仅使马克思与黑格尔无法区别,而且极易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关于第二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在提中国道路容易阻碍探索和创新,现在总结中国道路问题为时尚早,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一切都还在探索中。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提法是合适的,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等方面来总结这条道路。

  (2)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新世纪以来,政治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一个前沿热点。政治哲学在中国学术界成为热点与当下中国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有关。经济快速发展使得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转变执政理念、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民众诉求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讨论的问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规范性的还是现实性的?如何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等。关于当代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公平、权利、正义、自由、阶级和阶层、公共理性、“普世价值”、全球伦理等,这些研究大都结合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3)关于人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哲学学术界对人学研究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就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与时代背景相呼应,我国的人学研究便主要聚焦到人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世界上来。第一,人学提出的时代背景研究。一是改革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背景。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背景。第二,人学的核心问题研究。如人的学说、人的观念、人的价值实现、哲学和人学的关系等。主要观点有:把“人”作为发展主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理据、以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升为实现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最终目的。第三,现代化的推进与人的关系的研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在力求关怀人的全面发展中推进现代化的实现。

  (4)关于生活哲学的研究。近年来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关于生活哲学的研究越发活跃。生活哲学不是讨论生活的技巧或艺术的哲学,而是一种“元哲学”,是对生活的哲学态度和观念,是对“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问题的追问。生活哲学可以帮助人们超越表面的琐事和烦恼,理解生活的本质和意义。生活哲学是一种探索人生的方式,它引导人们思考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追求,并指引我们走向更有意义、更充实的生活之路。生活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有:现实与内心、人生意义与价值观、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等。

  (5)关于数字时代劳动及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新时代以来,哲学学者对数字时代劳动及其本质和形式的探讨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哲学界对数字时代劳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劳动时间、劳动权利、劳动价值、劳动关系、劳动正义、劳动公平等话题。一是关注劳动方式和劳动内容的变化,数字劳动的基本特征和本质成为研究的焦点。二是关注人工智能代替人可能造成的技术性失业,以及数字时代的劳动权利和劳动机会问题。三是关注“技术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控制下劳动的新变化、新形态,以及如何实现劳动公平和劳动正义的问题。这些新兴理论,需要学者拓宽视野,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除上述几大前沿热点外,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还有一些热点问题,如消费哲学、生态哲学、发展哲学、科技伦理、心灵哲学、人类价值与社会正义、“普世价值”等。总的来看,一些大大小小的热点问题的讨论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二)基于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热点。

  (1)关于社会主要矛盾与新发展理念的研究。哲学学术界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把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为方法论研究。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作为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二是把社会主要矛盾和新发展理念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依据研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发展理念指导,而新发展理念又需要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理论奠基。三是把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研究。四是把社会主要矛盾和新发展理念二者作为因果关系研究。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之“因”,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之“果”。

  (2)关于人民至上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研究。学术界提出的以下观点和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理论内涵。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主体;扎根人民,把人民当作根基;人民评价,把人民当作标准。二是坚持人民至上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问题。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根本立场,是这一思想首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坚持人民至上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之间的关系问题。坚持人民至上是哲学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贯彻人民至上哲学理念在工作上的具体要求。二者是“内核”和“外围”的关系。

  (3)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西方文明是“资”本文明,它仍是遵循“统治与被统治”原则的文明,创造不出来人类文明新形态。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本文明”、“全要素文明”、“利他主义文明”,与剥削阶级社会的“物本文明”、“单向度文明”、“利己文明”有本质区别。三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其未来战略指向是“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四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强有力的批判,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占领了道义制高点。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唯物史观,既承认个性、特殊性、差异性,还承认共性、普遍性。五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石。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各种文明之间应该交流互鉴。六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

  (4)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可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一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文明,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一致的文明。二是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传统文明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三是文明和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包括文明,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文明是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必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文明。

  (5)关于“两个结合”与“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提出的一些启发性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两个结合”是理论创新的必然。二是“两个结合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般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是“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和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四是“两个结合”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五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是肯定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价值的思想解放,让人们从否定传统中解放出来;这是重新看待和评价西方文化、西方文明意义的思想解放,让人们从过度崇拜和迷信西方中解放出来;这是正确比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西方帝国文明的思想解放,让人们从西方文明优越于中华文明的错误认知中解放出来;这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解放,让人们从把“根脉”与“魂脉”对立起来或弱化一方强化另一方中解放出来。六是关于“两个结合”和“六个必须坚持”的关系。“两个结合”从基本规律的角度,揭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六个必须坚持”则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进一步回答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遵循。

  (作者:刘军汉,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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